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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专利无效宣告程序的制度功能探究
2019-05-24

正解!专利无效宣告程序的制度功能探究

 林峰 樊晓东 中国知识产权报

编者按:专利权的无效宣告是专利授权公告后,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其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授权条件时,向专利行政部门启动的救济程序,是专利法中的重要程序之一,前接专利授权审批,后续专利维权,承上启下的制度功能不言而喻。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环节,专利无效程序也越来越得到创新主体的重视和关注。原标题:专利无效宣告程序的制度功能探究


  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突显,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环节,专利无效程序也越来越得到创新主体的重视和关注。2018年,专利无效案件立案量约为5235件,同比增长了15%,连续10年保持增长态势,近3年增长持续超过15%,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即原专利复审委员会,下称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无效审查工作也因此而不断面临新的挑战。面对压力和挑战,复审和无效审理部通过科学管理,不断完善审查制度,创新审查业务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审查质量和效率。2016年至2018年连续3年专利无效案件的平均结案周期为5.1个月左右,审查周期持续低位运行,为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


  专利权的无效宣告是专利授权公告后,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其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授权条件时,向专利行政机关申请启动的救济程序,是专利法中的重要程序之一,其前接专利授权审批,后续专利维权,承上启下的制度功能不言而喻。


  我国专利无效制度的设立背景及历史沿革


  我国的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类型。专利法第四十条规定,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授予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决定。可见,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采用初步审查制度,即仅进行形式审查和明显实质性缺陷的审查。对于发明专利申请,虽然专利申请人提交申请后,审查员针对申请内容进行检索,从新颖性、创造性等方面审查其是否满足授予专利权的条件。但现有技术文献浩如烟海,基于行政效率的考虑,审查员无法穷尽所有资料,将本不应授权的专利申请授予专利权在所难免。因此,专利权具有推定的性质,其权利是否应当获得尚有待检验,这也是所有建立专利制度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世界各国普遍设立专利授权后的纠错机制,对不当的专利授权行为予以纠正。


  为实现上述纠错目的,我国1984年颁布的专利法中明确了专利无效程序,同时还设立了异议制度。该部专利法规定,自公告授权之日起满六个月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专利法有关规定的,都可以向专利局提出异议。


  1992年第一次专利法修改时,为缩短授予专利权前的等待时间,将授权前的异议程序改为授权后的撤销程序,规定自授权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可以提出撤销专利权的请求,专利局对撤销专利权的请求进行审查,作出撤销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


  2000年第二次专利法修改时,取消了专利的撤销程序,将其与无效宣告程序合并,并沿用至今。之所以作如此修改,是因为撤销程序和无效宣告程序在功能设置上存在重叠,两者都是为了纠正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不当授权而设置的,将其纳入到无效宣告程序中不仅可以实现撤销程序的所有功能,而且可以简化授权后程序设置,以使公众能够更简便、快捷地理解和利用授权后制度。


  从上述我国专利无效制度的历史沿革可知,通过将异议程序调整为撤销程序,再到撤销程序与无效宣告程序的合并,以此来避免程序的重叠和交织,优化行政确权的程序设置。因此,现行的专利无效程序,从开始就肩负着纠正错误授权的职责。


  目前我国专利无效程序对各方权益的保障


  无效宣告请求人提出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由复审和无效审理部作出专利有效或者无效的决定,表面上看处理的是专利权人与无效宣告请求人之间的纠纷,但实际上其核心问题是专利权的对世效力。无效程序解决的问题是判断“专利权的授予是否合法”。不同于民事诉讼的“居中裁决、不告不理”,无效程序是一种专门化的行政审查程序,其目的并非仅是为了平息涉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还包括向社会提供符合法律规定、权利稳定、范围清晰的专利权,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在整个专利无效程序中行使的是专利行政审批权。


  从社会公众的权益分析,无效程序是具有公益属性的行政确权程序。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请求人在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无效宣告请求作出审查决定之前撤回其无效宣告请求的,无效宣告程序终止,但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根据已进行的审查工作能够作出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决定的,不终止审查程序。该规定体现了专利权有效性纠纷并非仅仅是请求人与专利权人之间的民事纠纷,而是关系到公众利益的含义。如果行政机关经审查发现专利权的授予存在不当,仅因为请求人撤回请求而维持专利权有效,使得这种存在瑕疵的权利继续存续,就会对公众构成不合理地限制,而消除这种限制需要再次启动无效程序,并为此支付额外的成本,造成对社会资源和行政成本的浪费。此外,在专利无效程序中主要依据请求人提出的无效理由是否成立,作出关于专利权效力的认定,但又不局限于请求人的无效理由。《专利审查指南》2010版第四部分第三章4.1节列举了可以依职权进行审查的七种情形,有效避免了存在明显缺陷的专利权继续存续,从而纠正不当的专利授权行为。这些规定集中体现了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所肩负的维护公众利益、消除不当授权对公众利益损害的职能。


  从专利权人的权益分析,对已授权专利的有效性进行再审查实质上也是对专利权边界的重新确认。在无效程序中赋予了专利权人修改专利文件的机会,允许专利权人通过对专利文件的修改重新划定专利保护的范围,使其专利权更为稳定,为其进一步行使专利权夯实基础。2017年4月1日起实施的《专利审查指南》对无效程序中修改权利要求的方式作出了适度地放开,设置了“进一步限定式修改”的方式,允许专利权人更为“**”地限定其权利要求,更有利于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统计,近5年的无效宣告请求案件中,约有四分之一的无效案件涉及部分无效或者对权利要求进行了修改,这也表明无效程序对于重新界定专利权边界,提供更稳定的专利权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专利权的修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查以及修改后重新公告权利范围属于专利行政机关的职能,专利权人的修改需求在人民法院无法实现,并且我国专利法未设置专利权授予之后的订正程序,如果在侵权诉讼中引入专利权无效抗辩,专利权人将损失修改权利要求的机会。当专利权人对授权后权利要求有修改需求时,需要自行向专利行政机关提起无效宣告请求并在该程序中修改权利要求,待修改被确认后,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新的民事诉讼。这样一来,原本一次无效程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两次甚至更多次行政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才能够得到解决。如果由法院在侵权诉讼中直接对专利权是否有效进行审理,一方面为保障专利权人的修改权利,必然需要增加其他授权后程序,使授权后程序变得更为复杂,有悖于专利法第二次修改时简化程序设置的目的;另一方面基于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考虑,也需要另设侵权诉讼与无效审理之间的协调程序,这些均需对专利法的基本框架作出较大调整。因此,由法院审理无效,需要对当前专利法框架做较大改变,增设新的授权后程序,或者需要授权后程序与民事程序的更多协调。


  从被控侵权人的权益分析,2016年发布的《*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引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权利人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主张的权利要求被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无效的,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权利人基于该无效权利要求的起诉。可见,无效抗辩的功能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已经实现,在侵权诉讼中引入与无效程序相重叠的无效抗辩的必要性不大。在专利权人通过缩小保护范围而换取其专利权继续有效的情况下,被控侵权人(无效宣告请求人)有机会尽早摆脱或减轻侵权责任,而不必等待侵权判决作出。


  对行政程序和民事程序衔接的思考


  专利审查是一项技术性和法律**织的工作,需要一支覆盖所有技术领域的高素质审查员队伍。复审和无效审理部目前有专职人员300余人,70%以上的审查员具有硕士以上学历,近70%的审查员具有法律和理工科双重学历背景,涉及的技术领域包括机械、电学、通信、医药、化学、材料、光电以及外观设计等技术领域,几乎涵盖了每一个细分的技术发展方向。复审和无效审理部的审查员绝大多数是从专利局从事实质审查工作的资深审查员中选任,对专利的授权审批程序非常熟悉,能够更好地把握授权审批与行政确权的程序衔接和程序价值的实现。专利侵权诉讼与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的审理属于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案件。专利的民事侵权案件涉及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与授权专利的技术方案之间的比对,其对比关系相对比较单一;专利权的无效宣告涉及授权专利与众多繁杂的现有技术方案之间的对比,其对比关系远比民事侵权案件复杂。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引入专利权无效抗辩,使得法官不得不在同一诉讼中处理两种不同的对比判断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侵权案件审理周期的延长。因此,不论是从统一审查标准、提**率的角度,还是从维护专利制度正常秩序的角度出发,对专利权有效性的审查采取集中受理、统一审查的方式都更为适宜。


  目前我国专利制度采用“职权分离模式”,专利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各司其职,由复审和无效审理部经过行政确权程序对专利权的有效性进行再确认,这种行政审查模式具有快速**、简单易行、成本较低等优点,如果舍弃现有成熟的专利无效宣告行政程序,改由人民法院在侵权程序中审理专利权的有效性,将会延长专利侵权纠纷的审理周期。尤其是近年来,针对同一项专利权的专利侵权诉讼往往涉及到多地、多方当事人,如果引入无效抗辩,受限于民事诉讼的模式和规则,必然会出现各地方法院针对同一项专利权在不同侵权案件审理过程中同时对专利权有效性审理的情形,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现行制度下在侵权程序中增加专利权无效抗辩,并不能带来效率的提升,其对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缩短专利维权周期是否有益还需进一步更为缜密和充分的论证。(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林峰 樊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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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参考报保险业开放再落一子。1月16日,中国首家外资独资保险控股公司——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联中国”)正式开业,这也是我国首家批准开业的外资保险控股公司。  安联中国的开业得益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政策。2019年,银保监会陆续出台两轮共计19条开放措施,保险业扩大对外开放进程继续加快。2020年伊始,银保监会出台多份重磅文件,推动政策加快落地成为今年工作重点,其中,主业突出、管理先进、具有优良记录的境内外专业机构入股中资保险公司将获得更多政策支持。  伴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外资保险机构迈入中国市场的步伐正在加速。2019年,首家外资养老保险公司获准筹建,11家外资保险公司增资获批,外资保险公司增资金额累计46.66亿元。同时,15家外资保险公司的20个省级分支机构获批筹建或开业。近两月来,法国安盛集团、美国安达保险等多个外资险企出手收购国内险企股权。随着法国安盛集团宣布完成收购安盛天平剩余的50%股权,安盛保险也成为中国*大的外资独资财险公司。  野村中国金融机构研究部主管唐圣波表示,安盛天平(更名后为安盛保险)本身已有超十家分支机构,且具有全国性网点和服务能力,是我们观测到的第一家覆盖全国的外资独资企业。他认为,2019年对外开放政策执行和推进力度超出预期,给外资带来了很多机会。  唐圣波认为,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险企有希望获得更多控股权。“对于还没有在中国布局,或者是曾进入中国市场、而后退出的,不排除接下来在中国寻求获得新的保险牌照,或者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对于国内险企而言,保险业开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我们正站在新一轮开放和竞争的起点上。”新华保险**执行官李全此前表示,面对外部环境的挑战,寿险公司在以开放心态面对市场竞争的同时,也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进行自我革新。还有专家建议,保险资金应积极探索全球化资产配置,加快积累并丰富多样化投资经验、提升投资能力,更好应对来自外资保险机构的挑战。组委会:中国保险业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大会2020官网:http://www.zenseegroup.com/p/554988/联系人:ANN 021-65650305

来源:上海证券报本周,银保监会一口气发布了二十余位保险公司高管任职资格的批复。其中包括:中国平安集团总经理谢永林、泰康保险集团总经理刘挺军、大家保险集团总经理徐敬惠、中华联合保险集团总经理高兴华。  随着四家保险集团总经理任职批文的落地,保险巨头的新一轮人事更迭接近尾声。保险巨头密集的人事调整,主要源于三大原因:一是高管到龄退休的自然更替;二是人事换届的延续;三是股东变更引发的人事调整。  新高管阵容公布之后,如何缩短磨合期,如何在新老问题交织的背景下,既守住业绩“江山”,又创出士气新高,是业界关注的焦点,也是这些保险集团真正面临的考验。  “能被公司、股东及同业同时认可的保险公司高管,通常具备以下几个素质。”一位业内高管表示,一是具备战略思维和大局观,善于把握市场发展的态势;二是具备较强的管理及控制能力,能驾驭保险巨头这艘“大船”;三是对保险市场趋势、保险企业运营有透彻理解。  尽管各有各烦恼、各有各难题,但在行业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这些保险高管们将同时面临一些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寿险方面,代理人增速放缓、保费增长失速、行业增长遭遇瓶颈;财险方面,车险业务竞争加剧、非车险崛起路上仍有多道坎。这些老问题,依旧需要他们迎难而上。  与此同时,新挑战也正扑面而来,在宏观环境、监管导向、市场需求等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保险行业的发展逻辑和驱动因素正面临全新变局。  从寿险业来看,一直以来,保险公司依托代理人的人海战术,靠铺摊子、投费用、增人力来做大保费规模。但随着保险覆盖率的逐渐提升,以及未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代理人增员变得越加困难,靠人力增长拉动的模式将难以为继,新增代理人的边际效应正在下滑,人海战术或将进入尾声。  财险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则聚焦于车险严监管的高压。刚刚过去的2019年,被称为“史上*严车险监管年”;而从监管近期释放的信号来看,2020年车险监管层还将升级。大公司带头维护市场秩序,促进车险高质量发展,合理制定车险考核指标,增强合规经营意识,大力提高数据真实性,加强分支机构管控等,成为摆在公司新掌舵者面前的难题。组委会:中国保险业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大会2020官网:http://www.zenseegroup.com/p/554988/联系人:ANN 021-65650305

来源:中国金融信息网新华财经北京1月13日电(记者张斯文 王虎云)2019年,保险业加大严监管,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速。展望2020年,保险科技应用将更加深入,保险机构风险保障功能将持续强化。同时,随着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逐步落地,预计外资保险主体将在中国市场上投入更多资源。保险科技的应用将更加深入“近年来科技和互联网巨头跨入保险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成为保险科技的主要驱动力,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保险业务流程全面地深入,提升了保险行业的业务效率,改变了产品形态与服务的交互方式,新的商业模式和保险生态随之而产生。”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说。新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保险产品设计、核保理赔等领域,给传统保险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上市险企纷纷推进新技术应用,对保险产品定价、销售、服务、理赔等整个流程进行改造。为推动保险业转型升级,加大科技应用已成为必然选择。展望2020年,新技术与保险业务有望更深层次融合,为保险业发展增添新动力。银保监会近日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科技赋能。转变发展方式,为银行保险机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表示,下一步,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深化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合理加大科技投入,围绕金融业务场景化、智能化,进一步推动金融产品多样化、个性化,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覆盖面。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认为,监管层面可能会在科技化方面有进一步举措,保险公司在坚守规则的前提下,其科技赋能方面将有更大空间。不过,目前保险科技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王国军举例说,有些互联网保险公司缺乏地方分支机构,导致线上业务和线下业务对接存在问题,也会产生委托代理上的风险。随着保险科技的应用,原来一些模糊地带或尚不清晰的地方或迎来新规,将有助于互联网保险公司在降低风险的基础上,提高有效运营。保险机构风险保障功能将持续强化2019年前三季度,人身险实现原保费收入2.59万亿元,同比增幅达14.14%。具体来看,寿险业务实现原保费收入1.93万亿元,同比增长10.08%;健康险实现原保费收入5677亿元,同比增长30.9%;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实现原保费收入930亿元,同比增长11.96%。在保费快速增长的同时,内部变革也在同步进行。保险公司纷纷开始改善产品结构,加大发展保障型产品的力度,提升产品质量。上市险企优化业务结构,主打产品从利润率低的理财型产品向内含价值高的保障型产品转型,整体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比如,平安人寿前三季度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9.21%,在五家上市险企中增速*快。得益于主动调整产品结构,推动高价值高保障产品销售,平安人寿前三季度寿险及健康险业务营运利润同比增长30.5%,新业务价值率提升至48.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认为,我国的预防储蓄需求较大,为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发挥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提供了支撑。加快发展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发挥寿险业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此前,不少保险公司强调通过“销售技巧”推动保费规模的增长,不愿意通过产品创新和提高服务来提高经营业绩,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服务水平低,保障层次比较低。如今,随着财富的积累和保险意识的提升,消费者越来越看重保险产品的风险保障功能,保险公司需要通过产品的多元化供给、优质的线下服务体系等提高用户满意度。业内分析人士预计,后续随着险企产品战略的推进和落实,保障性产品的竞争格局将会逐步向利于上市险企的方向发展,后续上市险企的保障性产品市场份额将会提升。同时随着增量市场的不断做大,上市险企保障型产品的新单保费将迎来长期稳定的增长。保险业对外开放程度将不断扩大保险业对外开放是近两年银保监会积极推动的一项重点工作。2019年,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程度****。11月,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开业获得银保监会批复,成为在中国首家批准开业的外资独资保险控股公司。12月,法国安盛集团宣布完成收购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剩余50%股权,成为国内*大外资独资财险公司;12月,友邦保险中国官网显示,计划将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改建为友邦全资持股的人寿保险子公司……近日发布的《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包括深化银行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引进先进国际专业机构,支持银行保险机构“走出去”。分析人士认为,在政策利好之下,外资险企无论在增资方面还是在收购中资险企股权方面都迎来了蓝海。在朱俊生看来,开放政策落实后,外资保险业务尤其是寿险业务将加快发展。随着外资保险公司对中国保险市场渗透度的提升,其审慎经营理念的影响将逐步扩大,在长期保障业务发展方面的经验将会外溢,从而会促进中国保险市场的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王国军认为,2020年,保险业对外开放重在政策落到实地。保险业对外开放有很多积极影响,产生“鲶鱼效应”,以及给险企带来更好的管理、技术、理念、产品、服务经验等。朱俊生也表示,开放可以推动保险市场深化改革。外资保险公司不仅提供产品与服务,促进了市场竞争,而且也带来了关于保险经营的基本常识以及国外保险经营的惯例,有助于中国保险业形成改革的共识,从而促进我国保险市场改革。同时,目前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较为有限,但随着外资持股人身保险公司比例放开,外资进入寿险业的组织形式将更加灵活,大大增强了外资寿险公司经营的灵活性与自由度,将有助于提高其拓展中国保险市场的积极性。此外,随着保险业扩大对外开放,我国保险市场上竞争主体不断增加,构成愈加复杂,给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我国金融业在有序扩大开放的同时,要确保金融体系稳定,要不断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使监管规则逐步与国际接轨。组委会:中国保险业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大会2020官网:http://www.zenseegroup.com/p/554988/联系人:ANN 021-65650305

报告摘要保险科技进入赋能阶段,未来数字生态可期• 2019年,保险科技已经正式由“互联网保险”阶段进入“科技赋能”阶段,云计算、大数据、IoT等技术正在改变保险行业核心价值链。• 在外部冲击和行业内生力量的驱动下,保险行业数字化程度将显著提升。*终,保险数字生态时代将会到来。承保数字化变化显著,经代新势力诞生• 用户行为和新场景的驱动下,保险产品设计环节首先被改变。导致复杂产品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产品设计与渠道、服务体系化趋势明显增强。• 未来保险销售只会有两类渠道:保险公司的数字化销售体系、平台型公司。其中,KOL代理人等重要势力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理赔端IoT应用前景广阔,未来生态整合是趋势• IoT技术在理赔端有广阔应用前景,一方面可以降低出险概率,另一方面也是风险管理及服务的*佳抓手。• 基于数据的反欺诈业务首先兴起,从单点切入的服务商有望逐渐完成生态整合。但这一过程并不依赖数字化,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更为重要。数字生态孕育万亿保险市场• 数字生态是未来保险行业的护城河,未来5年有望缔造万亿市场。但保险行业整体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漫长过程,行业发展需要现有参与者、监管等多方面共同协力。组委会:中国保险业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大会2020官网:http://www.zenseegroup.com/p/554988/联系人:ANN 021-65650305

来源:国际金融报 刚刚过去的2019年,很多人、很多事仍记忆犹新。“安邦”变“大家”;中国信达75亿元转让幸福人寿;友邦天价挖角平安李源祥;相互宝会员破亿;预定利率4.025%的终身年金险停售;健康险高速增长;头部险企***大变更;保险市场迎来大开放......展望2020年,监管层定调从严从紧车险市场,商车费改进一步深化;健康险仍大有可为;科技赋能金融进行时,保险行业的科技东风也越刮越烈,行业加速数字化转型;保险代理人向精兵路线转型;利率下行压力加大……新的一年,走得远和走得有力同样重要,逆水行舟,我们砥砺前行。健康险加速向前跑2019年,健康险“C位出道”。银保监会*新数据显示,2019年1月至11月,健康险保费收入达6564亿元,同比增长29.75%,2019年全年有望突破7000亿元。2020年1月2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银保监会对外发布,由银保监会牵头相关部门研究制定的《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已于2019年12月30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拟于近期由多部门联合印发。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指出,力争到2025年,健康险市场规模超过2万亿元。对此,天风证券研报指出,保险业政策东风已至,商业健康保险将迎重大发展机遇。健康险同样是各险企的必争之地。据人保健康总裁华山介绍,目前国内市场共76家寿险公司、70家产险公司、7家专业健康险公司,均可开展健康险业务,但市场份额却差异悬殊。截至2019年11月末,专业健康险公司的市场分额份额仅4.5%,产险占12%,其余均为寿险公司的。2020年的健康险是否还会带来惊喜?“预计健康险市场端整体不会有特别显著的变化,将基本维持目前的高增长态势。”明德精算咨询合伙人蒋**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总结道。同时,虽然健康险规模会持续往上走,但保险公司持续盈利和经营管理的能力,还不会马上匹配。他分析称,从产品形态来看,健康险的产品结构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比如,保障型的产品更多一些,给付型重疾险产品要更少一些。“当然这是一种长期趋势,如果单纯只看2020年的话,估计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蒋**坦言,随着健康险竞争态势加剧,不管是费率还是利润空间,能维持现状已经是不错的状态。但实际上,长期重疾险等产品的利润空间均在持续收窄,而百万医疗险因其内在特征因素,会直接导致其赔付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冲。好消息是,重疾险在2020年会迎来一个变化,即甲状腺癌可能被重新定义,排除出重疾范围后,预计保险公司的盈利空间会得到小幅度改善。“目前一个比较清晰、确定的趋势是,越来越多险企正在加大对健康管理的投入。”蒋**表示,险企通过健康管理投入,将和医疗生态进行更好地对接,则能避免在产品端有太多价格上的竞争,而是在整个业务模式上去做一些产业化。此外,针对专业健康险公司的健康险市场份额较小的现状,华山提出,作为专业健康险公司要实现突围,只有一个关健词,那就是“专业”。“只有聚焦专业,把专业放在*核心的位置,才是我们*大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我们突围时的**出路”。对此,华山提出了专业健康险公司的四个专业化方向,即健康保险主业专业化、运营专业化、信息科技专业化、健康险人才队伍专业化。车险减负过寒冬随着持续下跌的新车销量和商车费改的不断深入,车险已深陷寒冬,2019年车险整体增速降至4%左右。从2019年的监管情况来看,监管层对车险的惩罚力度仍在持续加大。2019年全年,各地银保监局累计对包括平安财险、人保财险、太平财险、大地财险在内的33家财险公司、141个机构叫停商车新业务;累计对87家保险机构及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合计罚款超1700万元。2020年的车险市场,又该何去何从?爱问保险CEO庞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给出了他预判与展望。庞博表示,2020车险整体增速将继续下降,但仍能保持微增,预计在3%左右。具体看来,我国新车销量从2018年起开始负增长,2019年负增幅度加大,虽然2019年下半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汽车消费刺激政策,但地方落实较少,“金九银十”并没有带来新车销量的扭转,加上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国六提前实施导致市场观望情绪严重、P2P爆雷减少居民原有储蓄、城市生活成本逐渐增高、返乡创业不稳定而影响收入等,预计2020年新车销量将继续保持颓势。但2020年是新能源车补贴的*后一年,市场消费情绪有望在补贴*后一年集中释放,因此预计2020年新车销量虽然负增长,但将比2019年负增幅度有所缩窄,预计在-6%左右。对车险而言,根据2019年新车销量负增幅度与车险保费增速的对比来看,2020年新车销量对车险保费增速降低的影响将有所减弱。同时,从商车费改推进的时间节奏来看,费改进一步深化有望在2020年下半年启动,由此判断车险折扣系数仍将呈下降趋势。庞博进一步指出,银保监会近期约谈10家财险公司负责人,由此定调了2020年从严从紧的车险监管走向,加上车险综合赔付率回升的影响,车险费用空间有限,由此判断车险市场的外部费用率不会明显回升。而在2020年税费政策继续保持现状的情况下,整体车险市场仍将具有一定的盈利空间。对于2020车险市场的格局,庞博给出了三个大致方向。一是,中小保险公司仍然无力改变车险经营模式现状,受降低固定成本的潜在需求,重点工作仍将会放在优化费用结构与费用处理之上,对第三方的车险服务需求增加。二是,存量市场来临,头部公司将加大对车险生态圈的整合力度,比拼的是对流量平台的投资能力。三是,互联网保险新规既是对持牌机构的政策松绑,也是对互联网保险公司的重新定义,线下业务将受到影响,因此互联网保险公司将拥有更明确的科技输出建设要求。“由此也表明,车险科技公司对于车险业的服务支持,只要能在定价、降赔、优费、流量中抓住其一,并且比保险公司做得更好,即具有生存的空间基础。”庞博说。乘科技东风促转型毫不夸张地说,2019年,保险科技给保险行业带来了全产业链的颠覆性变革!从前端保险公司的获客、保单的设计,到保险中端,如费率的计算、精算理赔,再到后端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体系,整个系统都随着保险科技的深度赋能出现了翻天覆地地改变。从保险科技战略到应用,众安保险都毫无疑问是排头兵。自2013年成立以来,众安保险一直以“保险+科技”双引擎驱动,坚持用科技重塑保险价值链,成为国内,乃至全球首家全业务上“云”的保险公司。“未来一家保险公司的竞争本质上是科技应用水平,其实也就是精益水平的竞争。”在2019年12月19日的开放日上,众安保险CEO姜兴提到新保险“精时代”,称科技正使得众安对保险全价值链的精益管理从可能变为可行。从更直观的数据看,众安保险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接近1500名,占公司员工总数一半以上。众安保险基于云的下一代保险端对端系统,能够帮助保险公司在新渠道对接时间从之前的两周到一个月缩短至一周以内;1至2天内完成新产品上线;新场景/渠道当天上线;保单高峰处理能力可大于3.2万张/秒。南燕保险科技CEO龚勋同样认为,2019年保险科技发展有了长足进步和发展,随着监管和资本的双重加持,保险科技势必会成为行业中业务建设越来越重要的一环。他向《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说,作为一家服务保险公司的保险科技公司,南燕保险科技持续布局多年,正努力打造“保险中介机构+保险公司+医院”的完整健康险闭环网络,主要是想打通完整的服务流程,给予多方更优质的体验,同时也是将保险公司原有割裂的数据流打通,真正做到对每个人进行定价、风控和管理。“2020年,保险科技进入发展深水区,更加考验保险科技公司的数据积累、产业布局、协同合作、战略思考等多方面能力,木桶效应愈加明显。”龚勋补充说。“总体上看,保险科技在国内的发展空间还非常大。”上海浦东改发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刘斌直言,保险公司如何利用保险科技手段赋能数字化转型,将是保险公司在2020年的主要课题之一。比如,目前保险公司在技术投入方面落后于银行和券商,该如何提升自身技术能力?保险公司是否需要像银行一样成立保险科技子公司,这个也需要从整体战略上加以考虑;国内保险领域的区块链应用案例和场景还不多,相比国外同行还有很大空间,如何加大应用力度?刘斌还指出,整个金融科技包括保险科技领域,未来会受到监管的高度关注,对于未来的保险科技公司,如何在保险与科技之间形成有效融合,将考验保险科技公司对监管的理解、对业务的理解和对技术的理解。破除低利率迎突围作为股票市场第二大机构投资者、债券市场第三大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的主要机构投资者之一,险资的一举一动备受投资者关注。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监管部门也在持续推动保险资金的入市。比如,鼓励保险资金使用长久期账户资金增持优质上市公司股票和债券、拓展专项产品投资范围;允许保险资金可通过新股配售、战略增发、场内交易等方式参与科创板股票投资,服务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加大险资入市后成绩也是可观的。根据银保监会*新数据,截至2019年11月末,保险业资产总额为20.12万亿元,较2019年年初上涨9.77%;资金运用余额为17.96万亿元,较2019年年初上涨9.45%。其中银行存款2.42万亿元,占比13.45%;债券6.31万元,占比35.12%;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2.25万亿元,占比12.55%。2020年,险资大类资产配置有何新逻辑?权益投资比例又是否能如愿提升?华泰证券表示,以固收类为主的资产配置策略使得我国险企投资端表现更多依赖于国债利率的走势,长远来看世界经济处下行周期,长端利率有一定下行压力。从日本经验可以得出,增加权益市场配置与海外投资,可以相对国债利率获得一定超额收益;同时下调负债端预定利率,以缓解利差损风险。未来我国有望通过增加权益配置、高收益固收资产配置、海外投资和养老医疗等布局,来实现低利率环境的突围。天风证券表示,银保监会在2019年底发表报告称,将澳门纳入保险资金境外可投资地区,在当前可投资45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市场的基础上再度扩围。而目前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香港市场,且以香港高股息股票为主。“我们认为,未来险资将加大境外资产的配置,尤其是高股息股票的配置,以缓解保险资金面临的资产配置压力。”而关于提高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监管比例一事,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曾在2019年7月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现在银保监会正在积极研究。目前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的监管比例上限是30%,行业实际运用了22.64%,跟监管比例上限相比还有7.36个百分点的政策空间。下一步,银保监会考虑在审慎的监管原则下,赋予保险公司更多的投资自主权,进一步提高证券投资比重。2019年8月印发的《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暂行办法》中也提出,对于资产负债管理能力高和匹配状况好的保险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适当给予资金运用范围、模式、比例以及保险产品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鼓励经营审慎稳健的保险公司先行先试。组委会:中国保险业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大会2020官网:http://www.zenseegroup.com/p/554988/联系人:ANN 021-6565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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